这本书，和我最近刚读完的两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脏话文化史》几乎可以算成一个系列的读物，道理就在于，今天如火如荼的微博，的确涵盖了这三大方面：用户的网络自我呈现、微博场里的污言秽语，以及无法回避的：网络谣言。由于微博的转发机制，使得谣言这个东西，在这种互联网服务中，表现得异常抢眼。

我这个博客的首页右上角(不是文章单页右上角)有这样一句话：立场即真相。这句话是我的一个好友的发明，我无比同意到认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我颇为担心我这个好友发明出这句话怕是要损阳寿的。在谣言和反谣言的争斗中，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立场。

于是，卡普费雷在这本书中写道：“通过深入研究控制谣言的问题，我们闯入了谣言规律的核心，即从根本上进入了信仰的领域……(而)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也正是因为如此，“谣言的依据越是带有感情色彩，用事实作为对付它的策略越是不灵”。在客观存在和主观立场的对抗中，人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谣言都是非官方的，多数是所谓熟人间口耳相传的(上述那位我很担心会折寿的朋友还说过一句特经典的话：谣言的基础是人情)，这就意味着，它的“可信性”更高，更何况在非官方和官方的对阵中，站队者太容易站到非官方阵营了，尤其是在这个国度——因为，“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

新浪微博的一个官方运营账号“微博小秘书”，曾经在11年1月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

小秘书提醒您，请不要发布或者转发以下内容：谣言或者不实信息、色情低俗内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内容。谢谢!

其实小秘书太不明白谣言的传播机理了。卡普费雷写道：

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谣言，他们才去传播它，谣言才因而得以存在。并不是先有谣言，尔后有人信之;“信息”或“谣言”的标签不是在相信或不相信之前贴上去的，而是这种相信与否的结果。它是完全主观性质的价值判断。

人们一旦开始传播这个谣言，某种程度上已经主观相信了这个谣言。不要被“求证”、“求辟谣”这几个转发时带出来的字眼所迷惑——我以为，这几个字不过是转发者试图免除责任的表达——他们其实已经信了。谣言通常带有揭露秘密的性质，而这一点是如此得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但谣言与同样很珍贵的黄金不同，后者需要储藏，前者则需要尽快使用掉。若是晚了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再传播“秘密”就没什么意思了。故而，“传谣者推心置腹地吐露隐情，与人分享秘密，在这项交易中显得十分伟大”——我还加上一个词：显得更高人一等——“他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知识的人，一个启示者，在谣言的接收者那里，他的形象增添了无数美妙的光辉”。对于视粉丝数十分重要的v字党而言，这种表演的机会不可多得，又怎能不牢牢抓住呢?但微博运营方对传谣的打击措施十分严厉，“求证”、“求辟谣”司空见惯便不足为奇了。

我倒是以为，做一大堆科学的调查问卷来探知民意，倒不如看看非科学的谣言。因为谣言最实在地反映了人们的立场。本书提到过一个例子。在美日宣战中，一个中国籍的教授登上了一座美国小岛进行旅游。岛上的人都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和日本人并不容易分辨)。这个怀疑迅速地被传播开来。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美日未开战之时，大量的关于日军异动、集结、备战的信息却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道理很简单：前者人们的确知道美日在战争中，后者则是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开战。

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同意：谣言是要辟的。但正如文头所说，辟谣其实是在改变人们的立场，故而变得异常艰难。本书提到了一个实验，颇可玩味。

针对一则“麦当劳用蚯蚓做汉堡包”的谣言，实验设计者找来了一群大学生，分为四组，来进行观察。每一组都安排观看麦当劳的广告，看片中，组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实验同谋)站起来大声宣布了这个谣言，然后四组各有各的辟谣方法：

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提醒大家不要在看片时说话，即无辟谣。

第二组，“谣言反驳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是无稽之谈，蚯蚓很贵根本不可能用来做汉堡包，农业部调查证实这是谣言，然后请大家看片时不要说话：这里出现了辟谣。

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儿。我上周去**饭馆，人拿蚯蚓做了调味汁，好吃极了。好了，大家看片不要说话：这里没有辟谣，但显然有引开注意力的行为。

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在看片结束后，这四组都开始做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麦当劳的看法。但这一组在做问卷之前，还需要回答其它问题，比如经常光顾的麦当劳坐落何处，一年去几次，餐馆有无露天餐座。总之就是围绕麦当劳多问一些问题。

四组分别填完试卷，实验者惊讶的发现，第二组和第一组对麦当劳的好感程度是一样的。换而言之，单纯的辟谣看上去作用很轻微。倒是后面两组，好感度高于第一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不信这个谣言。三天之后，四组成员都认为谣言是无稽之谈——不过，我个人读到这里，还是很好奇这个问题：即便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你的好感度会增加么?注意，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阿施的一个思想：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务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第三组转移了注意力，把蚯蚓转变为美味而非恶心的东西，第四组则尽可能让人们去回忆在麦当劳的美好时光从而冲淡谣言的影响。这个思想，是值得辟谣工作者深思的。

但总体说来，不传谣不信谣，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谣言便会存在一天。谣言和辟谣，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将永远地争斗下去。因为“公众有爱好不幸、灾祸、死亡的病态倾向”，“附和并参与谣言在心理上获得的慰藉广泛证实了人们对谣言的可信性并不是那么吹毛求疵的。获悉一个谣言能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感情获得安慰。”从这个意义出发，“谣言远不是有幻觉的人一时神经错乱的行为，而是一个警告的呼声”。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作者的一个对信息四种类型的分法，这种分法，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卡普费雷把信息拆解为“人物”和“行动”(通常新闻都会包含这两个要素)。人物被分为“被爱戴者”和“被厌恶者”，行动则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两组合，成为四种类型。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这算什么新闻，毫无茶余饭后的八卦必要。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价值”;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不端的事，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不平衡命题，使得读者大吃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韩寒代笔，是典型的这类信息。

第三类信息，一个反面人物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也是不平衡命题。但这种不平衡让人们难以忍受，认识上出现不协调，心理上无法慰藉自己。于是添油加醋的动机论、阴谋论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置放进去：一个罪犯救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哼哼，他大概本来是想趁乱行窃的，结果很多人都到了，他立刻改为施救。

最后一类，否定到否定。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坏事。这十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加强了自身的偏见，最重要的是：证明了自己“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吧?”之类的先见之明。对于一个一向对韩寒不感冒的人而言，韩寒代笔是最值得传播一下的。

好了，请读者自行把“XX”、“公司”代入到这些信息类型中，你就会立刻明白，微博上扑之不尽的谣言，就为啥扑之不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