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两部委宣布“取消电信资费审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后，虽然这是今年2月份即已广为预告了的事情，但通信业内似乎对此一片叫好，因为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三大运营商的资费实际上已经是市场调节价，而且，经过一些有争议事件，三大运营商对一些管理部门强行干预市场细节已非常不满，早就不原意听从一些脱离实际的管理。今年2月已明确将取消电信资费审批。

此前5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通告，自5月10日起，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户需求制定电信业务资费方案，自主确定具体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及计费方式。

看似这是一个新的文件，但实际上这一举措早在今年2月即已宣布，并非什么新鲜事。

此前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显示，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备受关注的电信业务资费标准审批位列其中。

显然，取消电信资费审批早就为国家层面所明确，此次两部委发文件只是落实而已。

行政色彩浓厚让运营商有恐惧心理

在相关解读中，工信部称此次放开的电信业务资费包括固定和移动的本地、长途、漫游语音，短消息，数据业务等所有电信业务资费。

电信业务资费一直是被管制对象，且不仅是工信部，早期更是国家发改委及其前身国家计委共同管理。早年，国家计委、原信息产业部曾出台〈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计价格〔2002〕1489号，并推动了单向收费、国际漫游费下降等一系列资费改革。

不过，这些电信资费管理的行政色彩浓厚，比如说以往的资费管理基本上都是以推动降价为目的，即便是对于推动此次取消电信资费的目的，工信部的相关解读文件仍然称，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进一步鼓励市场竞争来推动电信业务资费水平下降，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费的调控作用，全面提高电信市场经济运行效率。

但实际上，如果电信资费一味地只是为了推动降价，那就与市场经济不一定吻合，因为降价能迎合用户的心理，但是否降价要看是否符合三大运营商的市场利益。

三大运营商中的一位中高层人士表示，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在中国的售价如此高昂，且苹果不顾中国消费者的一片骂声，就是不降裸机销售iPhone价格，苹果公司照样在中国赚取了超高暴利，但假如iPhone真没有人买了，苹果公司自然就会将iphone大降价，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电信资费原本就不应该由相关部门来主导降价，而且管理的方向更不能仅瞄准降价。

“以往电信资费管理的行政色彩浓厚，经常不顾运营商的感受，运营商经常有恐惧心理。取消这种电信资费管理是好事”，上述运营商人士如此说。

经常引发巨大争议

另外，取消电信资费审批也丝毫不会被认为将引发市场竞争秩序混乱，因为电信业是国内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之一，竞争行为大多数已是市场化，行政管理只会演化成行政干预。

历史上，由国家部委来监管电信资费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正是由于国家主管部委的推动，手机长话、国内漫游、单向收费、国际漫游等资费才一次次下降。

不过，以往对电信资费的监管也经常引起巨大争议，即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时候管。

比如2012年的浙江联通随意打事件中，浙江联通推出2G网内随意打套餐，受到用户欢迎，但浙江省通信管理局的一纸叫停文件使电信资费监管成为关注焦点。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当时发函浙江联通，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马上停止随意打的相关宣传及营销；二是要求浙江联通于4月6日前上报办理的用户数等情况。

不过，该项监管立刻引起巨大争议，支持浙江省通信管理局的人认为，关于网内网外差别定价问题2004年的信产部曾经下文规范，认为浙江联通是“打擦边球”情况。反对者则认为，“面对运营商制定资费，如果用户没有投诉并且得到实惠，为何要监管它？”

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电信资费监管有可能会造成帮助一家运营商压制另一家运营商，出发点与消费者无关，正如浙江联通总经理于英涛在被问及“如何面对监管”时所言：“友商的V网能停吗？别人不停，我们能停吗？”

又例如十几年前，国家规定联通手机资费可以比中国移动手机资费低10%，但结果是中国移动大打价格战，实际手机资费远比联通低，结果把各地联通基本都用价格“打翻在地”，其中的主管部门的手机价格监管职能基本失灵。

因此，取消市场竞争中的行政干预对电信业来说是大好事，但事实上，整个电信业仍然难以避免新的行政干预，就犹如最近冒出的“三大运营商合资建铁塔公司”传闻，运营商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极力反对，担心会产生一个新的垄断公司，但三大运营商似乎再次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左右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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