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许多欧美厂商的梦魇。早在10年前，思科执行长钱伯斯就称他是“令人尊敬的对手”。当昔日的网络通讯巨头：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纷纷面临衰退危机时，他所带领的华为不断逆势上升，未来5年，年复合成长可望续冲10%。他就是任正非。

作为一个企业首脑，任正非是一个符号。这是一个深刻拥抱现实图景而又有强大突进意志的人，他冷静却又激情，广博却又孤独，偏执却又包容。如历史上的很多杰出人物一样，复杂多面，与众不同。

关于任正非，多数人深知他是一个具备强烈危机感、军事化管理自己的团队、低调异常的人。不过，任正非或许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危机坐立难安，遇到困难又不可救药地乐观；曾经得过严重的抑郁症；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其实很喜欢务虚，很多变，也没有耐心听别人把话说完；不过，他对员工又有宽容和温柔的一面……

任正非一辈子爱读书学习，幸运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3年考上了重庆工程学院。考上大学，有了知识储备，为后来任正非创办华为打下了基础。如果任正非年纪小几岁，遇到“文革”，就没有读大学的机会了。任正非家中兄妹7人，弟妹均没有机会上大学。如果任正非不上大学，就没有机会从贵州小山村走出来，可能就没有华为公司了。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能考上大学……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建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正是他的这些精彩思想，指导华为建设起了一种开放健康的企业文化；透过层层迷雾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从而让华为公司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茁壮成长。

从不接受采访，得过严重的抑郁症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是最低调神秘的，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

他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希望华为员工要“安安静静”的，不要到网上辩论，“那是帮公司的倒忙。”

追根溯源，任正非这样做，是“文革”期间，任父受到批斗，导致他入伍后尽管多次立功，却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这让他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文革结束后，“标兵”“功臣”等荣誉排山倒海向任正非涌来。受过去经历对心理素质的“打磨”，面对这一切，任正非早已淡定。

1992年，华为营收突破人民币1亿元，任正非却毫无喜悦，他在该年的年终大会上只说了一句：“我们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到无法继续。研发有如一个无止尽的黑洞，不断吸干赚来的钱，边疆区域与小企业带来的现金流，远远不够支付打入二、三级城市。

根据田涛的讲述，任正非的抑郁症曾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与内外部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比如思科起诉华为、港湾事件，几乎是5、6个重大危机同时爆发。

而任正非也曾经写信给患抑郁症员工。他在信中说：我想他们应去看一看北京景山公园的歌的海洋，看看丽江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

怕死又异常乐观

这一个“怕死”的领袖，怕死，是对于环境随时充满危机感。出身贫寒、家中有七个兄弟姊妹的任正非，幼年时连一个白面馒头都吃不起。高中时文革爆发，眼睁睁目睹担任高中校长的父亲被绑在高台上拳打脚踢的批斗。

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回忆：“爸爸怕我受牵连，影响前途，脱下一双皮鞋给我，要我回重庆继续念书，临走前对我说：‘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这些经历，让他日后像狼一样，一方面，对成功怀抱巨大的饥饿感，一方面又对环境随时充满警戒。

“自华为成立之日起，任正非就变成了一个怕死的人，华为就成为一个怕死的公司，‘活下来’成为华为最低，也是最高的战略目标，”任正非好友田涛说。

不过，与此同时，“老任是一个极具冲突性格的人，他的危机意识常让自己坐立难安，但真正面临困境的时候却又无可救药的乐观”，田涛说，任正非总是在春天的时候喊冬天，当真正遭逢危机时，他又能看到黑暗中的曙光。

2003年与思科的诉讼最后无疾而终。思科所提出的证据，没有一样能让美国法院起诉华为，反倒让华为一夕之间在全球声名大噪，所有人都知道，华为就是思科头号敌人，“这给我们省下了几十亿美元的宣传费，”任正非说。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华为大举进军海外市场，海外营收占比，一路从10%以下，跃升到超过70%。

“我们生存于一个丛林世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实际上都在被危险所包围着。如果你不始终保持对危险的警觉，变得麻木、麻痹，危险可能就会悄无声息的变成巨大威胁，所以，战胜恐惧，战胜不安全感的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走向成功的过程。”

年纪近70岁、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任正非深知，自己不可能永远领导华为。田涛在书中言道：华为是一个没有功臣的公司，任正非更强调的是当下和未来。“任何人都不会被供奉在神殿里，老板也是。”

大方的小气鬼

任正非酷爱《毛泽东文选》，他重新注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企业最重要的是将产品卖出去。

为了销售，华为不吝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在与爱立信血战的黑龙江，华为派出人数多过对手十余倍的技术人员，在每个县电信局展开肉搏战。哪里出问题，华为人立即赶到现场。为拿下一个项目，华为会花费七八个月时间和与回报不符的投入……做法看似愚蠢，却能从跨国巨头手中抢下客户。

2000年，华为参加香港电信展，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电信官员、运营商和代理商参加。2000多人往返一律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住在五星级宾馆，还拎走上千台笔记本电脑——为此，华为耗费2亿港元。这是华为第一次高调地在国际电信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任正非的“出手阔绰”，得到了高额回报，2000年，华为开始大举全球扩张，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但任正非并非挥金如土的人。1996年3月，为了和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任正非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入住贝尔格莱德的香格里拉。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天房费约2000美元。不过，房间并非任正非独享，而是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任正非的大方，还体现在员工待遇上。刚刚过去的2012年，华为赚了154亿元，却大手笔拿出125亿元作为年终奖，15万华为员工人均年终奖可达8.33万元！

温柔的独裁者

乔布斯去世时，任正非曾陪同身为“乔粉”的小女儿默哀一分钟。

在他看来，中国出不了这号人物，因为社会缺乏宽容。而在部分员工眼里，或许任本身正和乔布斯一样，是一位企业专制者：他会当着外人的面，用难听话训斥公司其他领导；甚至有时候失去理智，会用脚踢身边的员工……。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总监还没来及高兴就听到了要命的下半句，“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尽管任正非专门论述过“宽容是领导者的成功之道”，也开始大打“开放”之牌。但“独裁”或已成为任留给华为的体制性病灶之一。

而根据田涛的讲述，员工，是任正非最大的资产，华为的客户遍布150个国家，每一次的飞行，任正非一颗心都悬在空中……。

飞机起飞12分钟后，开始剧烈颠簸，几乎是直线式的向下俯冲，崇山峻岭闪电般从窗外掠过，任正非全身肌肉在发紧，旁边坐着太太与女儿，空姐发出紧急通知………。

几分钟后，飞机迫降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10多辆警车、消防车灯光闪烁，如临大敌。“谢天谢地，总算又活过来了！”任正非自言自语道。此时他的神经依然紧绷，脸色腊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