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滨海区，一家咖啡馆外，夕阳照耀下，诺基亚的过去与原本可能拥有的未来在这里交织。这家咖啡馆就坐落在诺基亚的旧电缆厂。在诺基亚做过管理人员的哈里·基尔扬德(Harri Kiljander)正在展示一部外观粗短、呈半月形的7700原型机。这款手机是诺基亚首次试水触摸屏设备的成果之一。如今，触摸屏设备成了手机市场上的王者。

诺基亚7700于2003年研发出来，但从未上市。一款后续型号停止研发。2007年，苹果的iPhone引发了智能手机革命，自此以后，诺基亚就逐渐被抛在了后面。而直到去年，诺基亚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今年9月3日，诺基亚把追赶对手的艰巨重任交给了微软，同意微软以54亿欧元收购其手机业务。

宣布这项交易后，诺基亚总体市值上涨到150亿欧元，但与5年前1000亿欧元的市值相比，微不足道。诺基亚将保留其网络设备和地图业务，以及大量专利和诺基亚品牌的所有权，但它交给美国软件企业微软的，一度是芬兰在企业领域的第一大自豪感源头。

诺基亚昔日雇员和高管、政界人士、经济学家以及很多普通芬兰人都认为，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的消息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出人意料。这项交易最终或许是好事，尽管在芬兰经济依然低迷，林业、造船业、造纸业等传统行业衰退之际，普通芬兰人很难感到欢欣鼓舞。

原诺基亚总裁、2005年卸任的佩卡·阿拉-皮蒂拉(Pekka Ala-Pietila)总结人们此刻的感想：“在诺基亚身上寄托着很多民族自豪感，失去它带给人一种伤感，但芬兰人很务实，他们放眼未来。你必须克服这段伤感期，而不能否认这种感情，然后，继续向前奋进。”受政府委托，阿拉-皮蒂拉撰写了一项计划，阐述如何缓解科技行业重组带来的冲击。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让·瓦帕沃里(Jan Vapaavuori)深有同感，他表示：“芬兰是全球最务实的国家，所以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现在我们得向前看。”

与企业领域更加多元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相比，芬兰人可能更难对这一打击淡然处之。在巅峰时期2000年，诺基亚提供了芬兰1%的就业机会，贡献了4%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仍占了企业研发的31%。

诺基亚书写了一个令人惊叹的转型故事：一家生产木材、轮胎和橡胶靴的老企业，在发现手机这种最初作为商业应用工具出现的东西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后，把重心转移到了手机业务，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自己、也把深陷衰退的芬兰经济拖出泥潭，重焕生机。

后来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寻找替罪羊时，芬兰各家小报把矛头对准了现任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埃洛普本身曾是微软高管，3年前诺基亚把他请过来，希望在他带领下实现第二次艰难转型。这位加拿大人在备忘录中表示，诺基亚必须跳离“燃烧的平台”。很快，在他领导下，诺基亚与他的前东家结盟。

他为诺基亚智能手机选择了Windows Phone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放弃了内部开发的系统，也拒绝使用谷歌快速发展的安卓(Android)系统。他们的想法是，凭借微软在营销方面投入的资金和诺基亚的手机与设计，两家公司有望开创第三个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他们确实做到了，但从市场份额来看，这一战略失败了。同时，诺基亚低端手机(这是其基本销售收入来源)在中国、印度等市场销量大跌。

在一片指责声中，有些芬兰人声称，埃洛普刻意奉行的路线导致微软成了唯一的潜在买家。然而，尽管近年来诺基亚市值一泻千里，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以前的高管也要担责，包括在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带领下在第一次转型中把诺基亚从几近被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一部分人。

随着21世纪前10年初期诺基亚地位的增强，洋洋自得与官僚作风开始滋生。诺基亚位于赫尔辛基郊区埃斯波(Espoo)的集团总部以“PPT宫殿”著称，充斥着沉迷于内部政治、喜用微软PowerPoint软件进行演示的中层经理。考虑到微软的收购，这一嘲讽在今天看来非常贴切，也令人伤感。在诺基亚干到了2005年、目前是社会学家的里塔·涅米宁-松德尔(Riitta Nieminen-Sundell)称，诺基亚的故事就是一出“希腊悲剧”。

如果真的是这样，芬兰人希望这出悲剧的下一幕会有精彩剧情。领导开发诺基亚自有操作系统MeeGo、现任初创企业Leia Media首席技术官的瓦尔特里·哈拉(Valtteri Halla)表示：“诺基亚宫殿倒塌了。它曾是一座宏伟的堡垒，倒塌以后，大块砖石散落的到处都是，人们拿这些还可以做出一些东西。”

涅米宁-松德尔表示：“诺基亚教育了一两代芬兰人怎么做国际业务，植入了有志者事竟成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我们不是挨着瑞典的小国，而是像俄罗斯一样强大。”

瓦帕沃里从他的部长办公室里能够俯视港口以及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的Aleksanterinkatu历史街区。他表示，诺基亚衰落对芬兰人自尊心造成的心理打击比对经济的冲击大得多。

芬兰初创企业和小型科技企业正在试图印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游戏公司Supercell(《部落战争》(Clash of Clans)制作方)和Rovio(《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出自该公司)。另一家是Jolla，员工多数是前诺基亚人，正在开发开源软件和创新型手机，与Supercell同在一座写字楼。(Jolla在芬兰语中的意思是“小帆船”，暗指这是一艘离开沉船的救生船。)

Jolla联合创始人安蒂·萨尔尼奥(Antti Saarnio)表示，收购消息传递给芬兰的信号是，“是时候觉醒了”，应该给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更多支持。Supercell首席执行官伊卡·帕纳宁(Ilkka Paananen)在Twitter上发帖呼应这一观点，在交易信息宣布后，他说“芬兰需要这个”。

尽管向“后诺基亚时代”的过渡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一个明显问题是，即便这些小型企业在发展，也不能指望它们替代过去3年来诺基亚在芬兰裁减的14000个职位，以及其他过去倚赖诺基亚的工作岗位。

前诺基亚员工埃巴·达利(Ebba Dahli)表示：“最大的一项挑战是，进行结构重组的不仅仅有诺基亚，造船业和造纸业也一样。”如今达利是Kaato的合伙人，该公司为外国投资者在芬兰寻找商机和员工。

阿拉-皮蒂拉关于科技行业前景的报告一定程度上是想充分利用诺基亚所具有的东西，把其在许多不同领域掌握的科技技能应用到电信业以外的行业。

尽管初创企业有热情，有野心，但在增加就业方面，其重要性比不上微软以及其他在芬兰运营的大型跨国企业持续做出的投资。

芬兰人对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的交易表面上可能波澜不惊，但在微软宣布消息后不久，美国博通(Broadcom)出手救助日本芯片制造商瑞萨电子(Renesas)的芬兰公司，决定保留北部城市奥卢(Oulu，诺基亚在这里依然是一大雇主)数百人的工作，很明显人们松了一口气。

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竭尽全力地向芬兰政界和诺基亚员工保证，芬兰仍将是微软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在赫尔辛基西北部一家诺基亚智能手机设备厂所在地萨洛(Salo)，1200名员工中的一位问鲍尔默：“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都会拿到Xbox？”鲍尔默回答会的。

目前在计算机安全企业F-Secure担任董事的基尔扬德表示，不管这给曾为诺基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带来多大痛苦，诺基亚把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是合理的。他表示：“诺基亚摆脱了那些可能会溺死整个公司的东西，而微软则得到了可以让它继续推进其移动战略的东西。”

从长期来看，要填补诺基亚近些年萎缩而在芬兰留下的窟窿，微软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给某些员工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