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他人的人

所以，没有互联网，道德选择也没有太大区别。地图和离线购物这种实际的事情，并不难适应。人们总是愿意只因你去正确的方向。但是没有互联网，想要找人就很难了。打电话要比发邮件难得多。发信息，在SanpChat上发照片，或者进行FaceTime通话，这些都要比送某个人回家要容易得多。不过，这些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最初克服了，只是没有持续很久。

想要说清什么发生了变化，这很难。我想，最初几个月之所以感觉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我离开了来自互联网的压力。我获得了真实的自由。但是当我停下来回想“我不能使用互联网”时，离线生活就开始变得黯淡无光，而我最糟糕的一面也开始显现。

我会连续几天待在家里不出门。我的手机会没电，谁都找不到我。有时连我的父母都懒得去管我是不是还活着，或者让我我姐姐来公寓看我。在网上，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确定我依然活蹦乱跳，方便我与同事进行工作，让我很容易就能够接触到社会。

很多人都在嘲笑“Facebook好友”这个虚概念，但是我要告诉你，“Facebook好友”聊胜于无。

我最好的远距离好友，多年来，我们每周都会通话，但是今年他搬去了中国，自那以后我就没能跟他通话。我在纽约最好的朋友渐渐融入了自己的工作，而我则未能继续维持我们之间的互动。

我感觉，我无法融入生活。

讽刺的是，今年3月，我参加了纽约的一个会议，名为“论网络”(Theorizing the Web)。大会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研究式论文，内容都是关于现实的定义和后数字时代的女权主义等。最开始，我有点自鸣得意，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纸上谈兵，互联网的定义充斥于万物，而我自己就体验到了生活的不同。

网络理论家纳森·哲根森(Nathan Jurgenson)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我与他交谈时，他指出，虚拟世界中有很多“现实”，而现实生活有很多“虚拟”。当我们打电话或用电脑的时候，我们仍是活生生的人类，占用着时间跟空间。当我们在某个旷野嬉戏，远离电子产品，互联网业仍在影响着我们，比如“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该发条推文？”

我的计划是离开互联网，借此找到“真正的”鲍尔，与“真实的”世界接触。但是真实的鲍尔和真实的世界早已与互联网紧紧相连。并不是说没了互联网我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同，而是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

家庭时间

几个星期前，在我的兄弟被美国空军派往卡塔尔之前，我去科罗拉多州看望了他。他的孩子刚刚出生5个月，名字叫卡西亚(Kacia)。

我与我的兄弟呆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便和他一起去了机场。他和妻子孩子吻别的时候，我看呆了。他的离开看起来似乎并不公平，对这些孩子来说，他是个英雄，让他与他们分离6个月，这件事让我厌恶。

我的同事乔丹和史蒂芬和我在科罗拉多见了面，准备一起经历一次公路旅行，返回纽约。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花了些时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并尽我最大努力帮助我的弟妹，做一个超级舅舅。

不过，我们必须要走了。在回纽约的路上，乔丹和史蒂芬问了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对自己太严苛？”是的。“这一年成功吗？”不。“当你重返互联网时，你想做什么？”我想为其他人做点事情。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因为我的问题，而去责怪互联网或者任何环境。我有太多与离开互联网之前相同的优先事项，比如家庭、朋友、工作和学习。而且，我也不能保证当我重返互联网时，我会继续和他们在一起，说实话，或许不会。但至少我会知道，这并不是互联网的错。我知道谁将为此负责，而谁可以纠正这个错误。

两周后，我会重返互联网。我感觉很失败，我觉得我又一次选择了放弃。但是我知道，互联网才是我的归属。

2013年5月1日凌晨0点

我读了很多的博客、杂志文章和书籍，内容都是描述互联网是如何让我们变得孤独、愚蠢或者又蠢又孤独，而我开始相信这些内容了。我想要找出互联网“对我做了什么”，所以我能够回击。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个体需求，它是我们与他人互动的产物。互联网是人们所在之地。

在科罗拉多州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5岁的侄女坐在一起，尝试向她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她从来没有听过“互联网”这个词，但是她用起Skype来却是得心应手。我问她，有没有奇怪为什么我这一年都没有跟她Skype？她说有。“我以为是因为你不想。”她说道。

我眼中含泪，给她画了一张图，告诉她什么是互联网。图里画着由各种线连接在一起的电脑、手机和电视。这些线就是互联网。我画上了我的电脑，画了一根线，然后擦掉了那根线。“我一年没有使用互联网，”我对她说，“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又能跟你Skype了。”

当我重回互联网只是，我或许无法得心应手。我或许会浪费时间、分身，或者点错链接。但是，我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总结或者写一部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

但至少，我将重新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