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允许失败的。”一名21CMA的反对者意味深长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质疑，武向平表示，“第一缕曙光”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成熟的东西可以借鉴和使用。他告诉记者，申请项目之时，他就曾坦诚地表示：成功的概率是51%，失败的概率是49%。然而，评委们的眼光是前瞻性的，他们表示，要支持一些有风险的、可能取得突破的重大项目。

据了解，21CMA系统工作的波段包含了重要的调频广播波段。根据理论预计以及之前其他波段的观测，再电离发生红移落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国外的很多探测项目建在腹地，不能在调频广播的波段工作，因此这一块有很大的空白区，而这正是21CMA的巨大优势。

有专家向《中国科学报》透露，这10年之中，21CMA从未进行过评估，现在很难下决心继续投入。“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再投钱，也是不负责任的。”他认为。

“项目一直是在缺钱和缺人的状况下‘带病’运行。”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赵刚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武向平表示理解，并指出观测研究周期相对较长，需要人员投入的时间也长。

作为武向平的合伙人，徐海光力挺战友。他告诉记者，“武向平的无奈，是从科研体制开始的。”

和武向平一样，徐海光也面临着科研考核的压力。他坦承，自己选择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进行21CMA的研究，一方面作一些容易出论文、出成果的研究。

徐海光的博士生顾俊骅目前是武向平的博士后，也是武向平课题组中最“忠实”的成员之一。2005年，他开始参与21CMA的研究。

顾俊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武老师对于成果的发表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不愿意为了考评而将成果拆成阶段性的论文发表。”

顾俊骅表示，他很尊重甚至是尊敬武向平的信念，“但这与当前的科研考评体制不完全一致”。

今年，顾俊骅也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出国深造还是留在21CMA项目组？在所有人看来，出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是评“百人”或“千人”的必需条件。

徐海光告诉记者，顾俊骅的离开，可能会导致项目组无法正常运行，但出于对学生前途的考虑，他无法不支持顾俊骅出国。

不过，顾俊骅很认真地告诉记者，他已确定留在国家天文台。“你觉得我像雷锋吗？我觉得不像。”顾俊骅和记者开起了玩笑。

顾俊骅说，并非他的精神境界有多高尚，21CMA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相信在这个平台上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作出很好的科学成果。“而这些成果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产出。”

司空见惯的现实与无奈

在国内，面临21CMA同样遭遇的项目非常多，不少专家表示司空见惯。陈建生则指出，在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内，一些科学设备未经严格的同行专家论证，或者由项目提出人找同意的专家来论证，或者是领导的意愿，决定项目上马与否的现象相当普遍。项目上马后，只关心建造，建完之后运行情况却往往被忽视。

赵刚告诉记者，包括国家大科学装置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大科学装置来说，人员费用成为运行单位的重大负担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相关经费的投入，前期建设的设备有可能无法正常运行，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

记者了解到，从“九五”开始，我国相继支持了一批天文学大科学装置，21CMA只能算一般规模的项目。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对于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只有运行费，而人员费却需要项目组自筹。几乎所有的大科学装置都在赔钱运行。

陈建生表示，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天文在中国的地位太低。

在美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来运行大科学装置，每个装置都有专门的预算，包括运行、维护、升级，还有人员费用。而在中国，天文的经费体量还不到物理的10%。

其实，不只是人员费用普遍缺乏，缺人，尤其是能够胜任研究的人才，更是我国天文工程面临的困境。

据悉，我国目前只有5所高校设立天文系，且主要的观测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中科院，大学基本没有设备。可以说，后备力量严重不足。而美国所有知名大学都有天文专业。

“我的研究生只有三个，两个今年毕业。”徐海光无奈地告诉记者，过去的两年中，他放走了三个博士生。“功底不足，若要其担当实验和观测任务，太勉为其难了。”

陈建生也表示，受科研评估体系的导向，科研人员更倾向于用做好的设备去写论文。

“高校应该设置更多的天文系。”赵刚认为，现在国家的体制对天文学的发展还是很不利。

陈建生说，中国发展天文应走两条路，一是大科学工程要走国际化道路，联合国际最强的力量把大科学装置建设好、运行好；二是要大力发展大学天文教育，这是解决天文人才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