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号称企业界最神秘大佬，可其企业危机管理却被广泛传扬。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各种关于他或是关于华为的猜想或是负面汹涌袭来时，这个自称“非常寂寞”的王者，主动而又猛烈的发声，又几乎让所有的言论全都功亏一篑。

他的华为以及他就像一个谜一样，没有任何别人能说得清，除了他自己。那么，他是如何构筑华为的“舆论理想国”？这个“国”又是怎样一片野蛮生长的热土？

我为什么不见媒体？

从1988年创办华为至今，任正非从没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

不仅是他自己，他甚至还直白地“强迫”所有员工都要低调。在《华为的冬天》里，他这样写道：“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就是遵纪守法，我们去年交给国家的增值税、所得税是18个亿，关税是9个亿，加起来一共是27个亿。估计我们今年在税收方面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七八十，可能要给国家交到40多个亿。我们已经对社会负责了。”

而这一切所谓“低调”的背后，则是他对媒体特性的深刻洞悉，而这种观察有时甚至比媒体人自己更清楚。

他曾这样阐述对媒体的看法：“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

“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

“媒体记者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企业老总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我不认为自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很敬业、无私、能团结人。这些年华为有一点成绩，是在全体员工的团结努力，以及在核心管理团队的集体领导下取得的。只是整个管理团队也很谦虚，于是就把一些荣誉虚拟地加到了我的头上，其实难副。”

媒体里的“任正非”

对媒体的深度不信任与隔绝，使得他与他的华为被贴上“神秘”的标签，可华为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使其依旧是媒体眼中甚是华丽的“香馍馍”。

于是，在各种事实与意淫中，关于任正非与华为，有很多种解读。譬如，任正非有各种名号，如“土狼”、“硬汉”、“华为教父”。

不过，他也被称为“偏执狂”、“很暴躁”。有这样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还有人说他像个老工人。说他平时衣着打扮稀松平常，据说像一个老工人，衬衫袖子永远是挽到胳膊一半，偶而系回领带还往往不正。

当然，除了细节式、文学化的调侃，还有各种隆重的封号：

2008 年，任正非荣膺 《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的 “200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终身成就奖”。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这样评价他：“任正非几乎是中国最有静气和最有定力的一位企业家。”

2010年，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有12 人入选的“最受国际尊敬的中国企业家”年度人物榜，任正非高居榜首。《福布斯》中文版表示，任正非虽然不喜欢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领袖中受到尊敬的程度，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出其右，华为至今仍然几乎是唯一在高科技领域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2011年，《财富》中文版日前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华为CEO任正非位列榜首，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和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分列二、三名。

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任正非从未回应，他甚至反复说这样一句话：“当初是因为我们幼稚，做起了通讯产品，只不过回不了头而已。”

言论理想国

那么，如果你借此认为，任正非保守落后，不懂言论沟通的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他以宽慰母亲的口吻，解释了面对华为的负面舆论不争辩的另一层深意：“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

而这个“介绍”的话语权，包括什么时候说，怎么说，以何种方式去说，则都牢牢掌握在任正非自己的手里。

在华为高速发展时，任正非用《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来警示员工，居安思危。

2001年左右，在国际高科技产业哀鸿遍野、进入寒冬，而华为却凭借不俗的成绩似感春意融融，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时，任正非又发表了《华为的冬天》，他认为“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华为的冬天正在到来，各种机制、管理等正面临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改革的地步”。

紧接着，当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寒流渐渐迫近时，他又以浪漫的情怀书写了激情洋溢的《北国之春》：“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这种“擅谈问题、只谈问题、永远都有问题”的企业治理风范一度成为任氏帝国最有力的标识。

当然，除了谈的问题，真的问题也是有的。曾有段时间，华为曾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这让任很是焦虑。于是，他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2006年7月21日，就在胡新宇猝死63天后，华为内刊《华为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天道酬勤》的专稿，文中写道：“世间难管理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又是电子信息产业，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信息产业，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波逐，被逼上了不归路。华为不战则亡，不奋斗就没有出路。”

因此，在向公众以及自己的员工沟通过程中，任正非可谓丝毫没有懈怠，不仅如此，他还以浓浓的深情，在《我的父亲母亲》里，详细坦白了自己的创业心路。

不过，在任正非整个“言论理想国”的体系中，近期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可谓是最厚重的一个章节。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将其定义为“华为第一次打算坦陈心迹”。

书中，作者用几十万言述说了华为最简单的成功理论“常识的胜利”：1.在技术投入上的不遗余力；2.　对客户服务的重视；3.　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励机制；4.　居安思危的气质。

之所以将此书归入任正非“言论理想国”中，是因为书的作者一个是田涛，任正非多年的好友，另一个是吴春波，当年曾协助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

任正非利用自己的“言论”，一点一点地向公众剖白华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这个孤独的国王，似乎只愿倔强地活在自己的声音中，任你是赞誉或是贬损，都是徒劳。

(文章综合《新周刊》、《中国企业家》、《哈佛商业评论》等报道)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