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科技讯（童云）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曾担任《福布斯》杂志及英国《金融时报》编辑的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近日在国外媒体上发表文章称，哈佛大学的两名教授即将出版一本有关美国制造业危机的著作，这意味着这场危机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他指出，美国制造业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不公平的世界贸易。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极力主张，美国允许自身一度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基础就那么逐渐消失，这相当于是在经济“自杀”。对于那些曾经调查过事实的人来说，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看起来在数十年时间里都没有受到挑战。事实上，美国学术界也从来都没有真正为抵御这种风险提供过支持。而时至今日，学术界看起来正在觉醒，至少我在即将出版的《制造繁荣：为何美国需要制造业复兴》（Producing Prosperity: Why America Needs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一书中所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的。

这本书是由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和威利·施（Willy C. Shih）编著的，由前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批注。书中极力主张，如果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制造业，那么就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来说，这几乎并非最强大的实例——有许多观点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更加直接，这些观点与出口、就业、工资以及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支付能力有关——但至少表明学术界终于参与其中了。

在此以前，我所能记得的制造业危机唯一受到学术界严肃对待的例子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科恩（Stephen S. Cohen）及政治科学家约翰·齐思曼（John Zysman）编著的《制造业的重要性》（Manufacturing Matters）一书。这本书是在1987年编著的，是一本富有灵感的好书，但就是因为时间太早了；因此在作者以其卓越远见所指出的问题变得非常明显的很久以前，这本好书就已经被世人遗忘。

为什么制造业如此重要呢？在我1999年写的《硬产业颂歌：为何制造业而非信息经济是未来经济繁荣关键》（Why Manufacturing, Not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s the Key to Future Prosperity）一书中，我曾提出过三个要点：

1、就业

与先进的服务相比，制造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组合要好得多——每个人都能从制造业中获得工作，从普通的蓝领工人到能力非凡的工程师，再到身上笼罩着光环的科学家，乃至足智多谋的、眼光远大的顶级高管都是如此。

2、工资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开始对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不屑一顾，将其称为“铁锈地带”，这些人对现代的第一世界制造显示出很深的愚昧无知。这种制造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这意味着每一名工人的生产力都会由于复杂的生产机械而受到重大的杠杆影响。这为雇主创造出了丰富的空间，使其可以支付较高的工资。此外，先进的制造商还要求大量积累秘密的生产诀窍——通常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从做中学”而获得的知识——这使其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能避免自己受到来自于低工资的海外竞争对手的威胁。

3、出口

我曾经计算过，按每单位产能来说，制造业公司是比服务业公司强大近10倍的出口商。因此，美国在后工业活动（例如电脑软件、互联网开发、金融和法律服务）领域中进行的投资无法弥补制造业滑坡所带来的贸易差额。制造业的出口能力表现优异的理由之一是，制造产品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需要适应什么东西，就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售。而与此相比，服务要么是在一名消费者的原籍国表现良好，要么至少——举例来说，在电脑软件的领域中——不得不进行代价高昂的适应，才能满足各个不同的海外市场上不同的文化需求。因此，服务行业能向美国市场传送回来的净收入经常都是很少的。

在国家制造业基础几近崩溃的形势下，有什么理由能解释美国的自满情绪？答案是，主要是有关自由放任主义的错位忠诚感在作祟。美国的意见领袖们一直都很信任一种理论，即如果一家工厂关门了，那就是“市场智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在事实上，自由市场与这种观点几乎毫无关系。美国制造商正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个市场被以不正当的手段全面操纵。如果其他发达国家保护自己的本国市场（举例来说，日本和德国在汽车行业中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其本国制造商就能享受大幅增强后的保留利润，并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改进其生产技术。

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易进行了五十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升级。日本和德国现在不仅在汽车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就各种先进生产商所生产的商品也是如此，这些商品一度是定义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衡量标准。

说到皮萨诺和威利·施的书，详细的评论要到这本书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出版时才能作出。与此同时，皮萨诺将出席明天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招待会，此次招待会是由非营利组织Kearny Alliance和亚洲政策局（Asia Policy Point）等单位主持召开的，地点是在金和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King & Spalding）的办公室。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应该要做些什么。从《制造繁荣：为何美国需要制造业复兴》这本书的亚马逊网站页面来判断，皮萨诺和威利·施提供的答案是，需要呼吁政府和公司就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这几乎无异于说大话，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不公平的世界贸易。事实是，在美国公司发明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以后，这些公司几乎马上就会面临来自于海外政府的压力，被迫要把这些技术转移到美国以外；如果公司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在相关的海外市场上面临非关税壁垒。

从定义上来说，鉴于美国公司一心将重点放在利润（以及公认的对美国就业基础和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缺少关心）上的作法，它们总是会屈服。而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这种作法还不会受到惩罚。恰恰相反，它们既可以不受妨碍地继续在美国市场上出售产品，同时还能提高自己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