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境内装有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1%，成为最大的智能手机平台。

在三大手机操作系统中，安卓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开源(open source)”──它的源代码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操作、修改，自主地开发应用程序。

“安卓是第一个移动设备上运行的、真正完全开放的全面的平台。”在2007年安卓推出的时候，Google在官方博客上对它如此描述。

当时，诺基亚手机独有的塞班操作系统在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以上，但仅仅四年时间里，免费为手机设备提供服务软件、开放源代码的安卓系统，不断地攻城略地，直至一举夺下“老大”的位置。2011年4月，塞班系统也宣布“开源”，但似乎为时已晚。

开源软件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它的生命力。

软件的自由

2010年曼哈顿的一间阶梯教室里，黑压压挤满了形色各异、不修边幅的听众。理查德o斯托曼站在前台，手持着一只卡通的牛羚(GNU)玩偶，铿锵有力的声音从浓密的大胡子下传出来：“每个人都可以修改和再发布GNU，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的再次发布。这就是说，我们不允许闭源或专有化的修改。”

斯托曼是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之父”，也就是自由软件联盟的创始人，GNU既代表了他手中的联盟吉祥物牛羚，也是他发起的“自由软件工程项目”的名称。用他的话来说，软件的自由是每一个人权利的一部分，“就像言论的自由一样”，自由的软件可以被使用、被修改，以及被销售，但是销售者无权阻止其他的人去共享，或者修改它。

这个逻辑颠覆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却赢得大量早期软件开发者忠心追随。

在他们看来，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不同于一部小说、一首乐曲，早期的代码大都有许多程序员和开发者通力合作，共同开发。而且，软件也只有在运行中通过测试发现bug，并不断地修正与改进，才可能走向完善。

斯托曼曾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那里最初也曾信奉这样的理念，提倡共享协作，力求将每一段代码当作艺术品去不断完善。

但好景不长，这样毫无保留的协作并没有维持太久。1984年，一个实验室的同伴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并将大家合力开发的软件申请了专利，不允许其他人另行修改和发布。

斯托曼从中看到了商业的垄断对技术发展的威胁，于是重写了一个完全自由散布的软件，还发明了一种许可证GPL，以保证在这种许可证下的软件，都无需担心将来会变为某一个人的资产。

这一理念最初只在少数精通技术的人员中得到了响应。但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到来，使得自由软件从一种理念转化成为一种运动。Linux系统就是最为成功的例证。

1991年，22岁的荷兰学生托瓦兹在网络上宣布他要做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即刻就收到来自奥地利、冰岛、美国、芬兰和英国的回复，24小时之中就集合起全球范围内可能的贡献者。几个月内，操作系统的简单版本已上线运行，这一名为Linux的操作系统现在已应用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安卓。

如埃里克o雷蒙德在将开源软件介绍给全世界的《大教堂与市集》一文中所写的，“Linux是第一个做出有意识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整个世界变为自己的人才储备的项目。”Linux的成功，不仅实践了自由软件的理念，更使得这一协作开发的方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分道扬镳

尽管开源软件脱胎于自由软件，但如果没有后来从自由软件中的脱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安卓。

在自由软件联盟的众多参与者中，动机并不相同。有些人赞同斯托曼从道德角度上消灭“囤积软件”(斯托曼对非自由软件的称呼)，但也有人只是享受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工作的乐趣，或者只是出于一种显示自己聪明的“黑客精神”。他们支持这种软件开发的模式，但是却并不像斯托曼一样坚决排斥商业。他们认为，市场营销就能够帮助最大化的宣传自由软件的思想，并且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开发者的社区中来。

1998 年，雷蒙德和Debian工程的创始人布鲁斯o佩伦斯一道，号召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简称“开源软件”)替代“自由软件”。二者之间的区别，被有些人比作是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的行为或许相同，但是标准却不尽相同。

自由软件的“自由(free)”一词，在英文中既有自由的含义，也有“免费”的含义，这从字面上容易让人联想起反对知识产权，反对商业化等含义。而“开源”只是对一种开发和协作方式的描述。

开源软件允许商业使用一部分的代码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成果，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开源软件商业模式的发展。

苦战商业软件

雷蒙德在《大教堂与市集》一文中，将大教堂的建构比作商业软件，而市集的扁平化结构，被看作是开源软件的模式。用市集挑战大教堂，是以草根挑战权威。这场苦战贯穿了过去20年的软件发展史。

以往的商业软件公司都是通过销售软件的核心源代码而获利，而开源软件却要将这部分代码公开，如何盈利曾让硅谷很多创业人士抓破头皮。

一种是红帽(Red Hat)的增值盈利模式。虽然Linux是完全开放免费的大型软件，但是其运用复杂，存在不注重客户体验，错误频发的问题，这给红帽带来了商机。在2002年，红帽推出了第一个收费的企业版Linux操作系统RHEL，次年又向企业推出了收费的软件订阅服务。现在，红帽已经在全世界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

第二种常见方式，就是Firefox与安卓所采用的广告模式。这款开源浏览器的广泛使用，吸引了Google投放广告并进行捆绑，成为Firefox所在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安卓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锁定了移动手机用户，广告收入远超通过授权软件所能获取的利润。

除此以外，还有双授权模式，也就是针对普通用户和企业用户发放带有不同授权的软件，譬如MySQL。IBM、惠普和SUN的服务器硬件供应商， 则采取了硬件捆绑的模式。

这些战略都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拥有足够大的用户群，因此具备向大客户收取极高服务费的能力。因此，开源软件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有客户愿意支付足够的费用购买高级功能和服务，以在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至今，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摸索已经趋于完善，取得了相对商业软件的初步胜利。操作系统Linux、博客软件Wordpress、办公软件Open Office、服务器应用平台Apache 等，使得开源理念及开源软件产品深入人心。曾投资了MySQL AB公司的荷兰投资人米可o普哈卡甚至断言，“未来的商业将由自由开源软件驱动”。

中国新动力

由于安全性强、能够促进软件业创新发展以及节省IT费用，不少国家都扶植开源软件的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偏好开源软件而被称为“开源总统”;法国企业使用开源软件的比例达24%，高居各国之首，法国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一个经济委员会还提议，要通过免税的方式来刺激更广范围内开源应用的普及。

而在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开源软件就得到了原信产部副部长曲维枝、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等人的重视与讨论。而2008年的微软黑屏警告事件，则成为开源软件的一个机遇——更多中国用户开始改变习惯，加入到使用开源软件的队伍中。

一直呼吁和推动开源软件发展的倪光南院士指出，开源软件要想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学会尊重开源许可证，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不能只重利用，不重回报。毕竟，如果没有法律对这些规则的切实保护，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就无从谈起。

倪光南撰文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对开源软件是应用多、贡献少，这与中国作为科技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但他相信，这种情况将会迅速改变——随着开源软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将会迅速地成为开源软件的主要贡献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