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华强北。华强北的声名早不仅限深圳，甚至中国，远在巴基斯坦、印度、迪拜的电子市场，这个毗邻香港的电子市场已经不胫而走——由于华强北掌控着全球消费类电子产业链中资源配置的相当份额，它成为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

　　但在中国，华强北却与一个被称之为“山寨”的词汇紧密相连。走私、高仿等灰色运作已经深入华强北的产业基因。

　　“这是华强北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华强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也是它的原罪。”一位在华强北有着相当资历的元器件分销商告诉记者，因此作为监管部门的政府，在如何对待“华强北”的问题上，左右为难。

　　与之相关的产业后遗症是，华强北成就了深圳、全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制造业，而自身除了造就“投机者”式的富豪外，并为造成真正具有品牌和技术沉淀的企业实体——对于华强北这既是遗憾，更是宿命。

　　更大的产业背景则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给华强北带来的产业革命。随着全球消费类电子，由硬件制造为导向全方位转入软件应用营销，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有近两年的时间，一种悲观的情绪笼罩华强北。

　　“何去何从？这关乎新的时代华强北是否会被抛弃。”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表示。

　　上步工业区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发的特区，那华强北算是特区中的“特区”。

　　一直到1990年代初，深圳商业的地域历史还是以罗湖为中心，靠西仅局限在蔡屋围一带。再往西，便是上步工业区——一片车间、厂房，这便是早期的华强北区域，那时电子加工制造业是这里当然不让的重心。

　　“当时中国电子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是，上游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供应极其匮乏。”原赛格集团董事长王殿甫回忆，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管制，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元器件的供应严格按照计划配额。

　　通过计划外的途径搞到更多的上游元器件，不仅意味着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

　　市场和利润的双重刺激，在华强北开始发酵。在此背景下，赛格电子元件配套交易市场悄然成立。市场的异常火爆，王殿甫至今记忆犹新。

　　但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在国家对于电子配套元器件采取严格的配给管制下，赛格电子配件交易市场的货品来源，“说到底就是走私”。多位资深的华 强北电子元件分销商告诉记者，当年走私贩卖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构成混杂，有最初倒卖服装的贩子、开餐馆的商人，甚至还有国有工厂的部分“敢闯”的员工。

　　这是华强北“水货”市场的最早雏形。市场和利润的双重刺激让更多的商人投身其中，从某种程度讲，这亦是华强北的“原罪”。

　　“华强北的基因一开始，就游离在体制边缘。但该反思的究竟是华强北，还是当时那个‘体制’？”前述一位资深华强北老商户反问记者。

　　与此相关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监管层面给了华强北足够的“宽容”。“事实上，赛格电子市场成立伊始，监管部门不会不知道其中元器件的来路。但 基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姿态。”上述华强北老商户告诉记者，虽然“来路不正”，但极大了满足了当时国内电子制造业的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税收。

　　而来自赛格电子配套交易市场的电子元器件不仅供应深圳及周边珠三角地区，来自长春、南京、武汉等地的电子制造企业纷纷明里暗里来此进货。在中国电子制造行业，深圳的华强北声名鹊起。

　　野蛮生长

　　在相对“宽容”的监管政策下，华强北开始野蛮生长。

　　成立于1988年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经营面积已扩容至48000平方米，超过3000家商户汇聚其中，场内代理国内外100多个电子名牌电子产品。到2000年，其年销售额超过40亿元，成交额占全国电子产品的三分之一。

　　在赛格之后，华强电子世界、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商城等电子交易市场相继成立，其交易品种由最初单一的电子元器件发展到主板、电脑整机、手机等消费类产品。

　　由于华强北在中国电子产品交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批发商群体中一个流传深广的说法是：“深圳打喷嚏，全国就感冒。”

　　但在市场规律的另一面，趋近垄断的产业供需地位，亦让华强北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路径上，无所不用其极——投机倒把在华强北盛行一时。

　　“只要我一个电话，我可以让4.5英寸屏（指一款特定的手机触摸屏）的价格立马上涨。你信不信？”一华强北资深炒家告诉记者，由于华强北控制了国内乃至全球相当一部分元器件的供应，大量资金能够涌入华强北囤货炒货。

　　这还仅是华强北“野蛮生长”的一面。在依靠走私完成原始积累后，华强北也试图向上游延伸。但如何短平快地完成“投机性”获利，则是华强北的玩家法则。

　　“高仿”——这另一种灰色路径，亦在华强北肆意生长。至今为人诟病的山寨机，其雏形就是高仿产品。这几乎不需要任何研发和技术积累，仅抄袭成熟产品的运作模式，让其以最低的成本投入切入市场，快速获利。

　　“在这里大家考虑的是如何赚快钱，从没想过要做一家百年老店。”一位华强北老商家直言，这似乎已是华强北的山寨基因。

　　一个颇具玩味的事情是，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深圳腾讯因“山寨还是创新”近年备受业界争议，而鲜有人知的是腾讯的起家最初便是在华强北。

　　但华强北山寨产业的庞大，已让业界、政府不容忽视其存在的价值。

　　“华强北及其周边所谓山寨产业的从业者保守估计至少20万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位深圳学者私下对记者表示，事实上华强北的山寨产业已经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了，所以政府处于“两难”地步。

　　转型思考

　　“山寨是华强北产业规律的自然结果，山寨并不意味着与创新有悖。”深圳手机协会副秘书长苏杰曾为此愤愤不平。

　　以华强北颇具代表性的山寨机产业为例，配置摄像头、双卡双待等功能均是最早发源于华强北的山寨市场。“华强北并非完全没有创新，只是这种创新是与短期获利挂钩，并非为了长期的技术积累。”苏杰认为。

　　即便如此，历经山寨江湖几度沉浮的华强北依旧面临新技术带来商业模式的挑战。

　　华强电子网总经理郑毅告诉记者，近年来华强北传统的分销模式，越来越来面临电子商务带来的冲击，“电子元器件的网络分销，让传统的分销渠道地位日趋弱化”。

　　不止如此，华强北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其地理空间日趋狭隘，交通物流配送成为发展的另一个掣肘。一个可见的现实是，稍微大一点的货车，在华强北掉个头都难。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华强北近年的支柱产业之一——山寨手机市场的下滑。随着3G市场启动，在智能手机兴起和低端市场价格战的双重挤压下，山寨机厂商已历经三年的低迷。

　　再造华强北，成为每一个从业者面临的现实困境。

　　为数众多的业界人士认为，华强北既有的产业形态有着特定的历史和产业沉淀背景，整体“漂白”可能性和必要性均不大。

　　“华强北的‘再造’在华强北之外。”前述深圳学者认为，如何利用华强北的产业配套优势，才是深圳乃至全国电子产业应需着力考量的方向。

　　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是，创业板退出后，深圳的IPO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电子制造业相关。

　　“这些企业均不在华强北，但其上下游配套产业均与华强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述深圳学者认为，如何利用华强北的资源配套优势哺乳周边产业，应是各方努力的重点。

　　另一个动因则来自资本层面的推动。“华强北的一个本质是，过往中国重产业资本而轻金融资本历史的一个写照。”前述深圳学者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追逐短期利益无可厚非，但如果资本有着更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和模式，“投机性”行为将逐步弱化。